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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就文革中参与批斗致歉 称不道歉就来不及了

时间:2019-01-11 22:37 点击:
7月23日,温庆福接受采访。图/记者陈勇 从单位退休后,温庆福就过上了跟他这个年纪相符的平静生活。早起晨练,白天看书,练练字画,傍晚踩着单车到湘江边钓鱼,整天乐呵乐呵——是个连小区保安都羡慕的精神老头儿。 温庆福自己也说不清,是哪一块石头最终

7月23日,温庆福接受采访。图/记者陈勇

7月23日,温庆福接受采访。图/记者陈勇

  从单位退休后,温庆福就过上了跟他这个年纪相符的平静生活。早起晨练,白天看书,练练字画,傍晚踩着单车到湘江边钓鱼,整天乐呵乐呵——是个连小区保安都羡慕的精神老头儿。

  温庆福自己也说不清,是哪一块石头最终激起了他心中的湖水。在一个深夜,他打开电脑,一个字一个字敲下那封笔调略显沉重、标题为“我至今愧对的一个人”的道歉信。

  信件最开始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,看的人不多,总共有5个人留言,其中有一个还是他的学生,这个学生给他留言说,“为您的勇气和良心致敬”。

  他要道歉的对象,名叫张琼英,今年已经87岁,曾是益阳市三中教师,“文革”中受到抓捕和批斗。而温庆福,是参与者之一。

  今年6月份,温庆福将信件投递给《快乐老人报》,希望“当面跟张老师说声对不起”。一个星期后,《快乐老人报》收到了张琼英子女的回信,信件开头是,“温老师,您可以放下这份愧疚了。”

  本报记者王欢 实习生郭睿昊 田尧江长沙报道

  “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”

  这个“秘密”,在温庆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。

  温庆福把它归于个人道德层面,“心里有愧疚,不会安宁。什么都可以没有,但不能没有良心。”

  这个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“极善良的一个人”,曾经冒着酷暑去报刊亭买两瓶矿泉水,递给在马路上工作的环卫工人,“换成我,我也会觉得他们辛苦,但可能不会想到要去买水。”

  左淑英说,事实上,这么多年来,作为最了解温庆福的一个身边人,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赏丈夫的为人,“工作中批评了下属,他回来都会内疚的。”

  尽管如此,写道歉信的举动,还是让她觉得诧异,因为“此前从未提及”。

  在温庆福自己看来,这种即使放在大环境里依然并非孤例的“致歉”与“和解”,却有他自身独特的心理形成逻辑。

  退休之后,温庆福阅读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书籍,胡适有句话让他印象深刻,“人最大的美德是宽容”。

  他说,他这一辈走过来的人,经历过历史,也最不能忘却历史。梁漱溟的晚年口述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》,温庆福每天都会听上一段,“从历史尘埃里走过来的人,有勇气面对、回忆、思考,才会给后人留下希望。”

  “所谓六十耳顺。什么叫耳顺呢?就是好的,不好的,你都要听得进去。”温庆福说,这也是他最终将心中愧疚化成文字,并以此希望得到“心灵救赎和宽恕”的原因之一。

  “文革”之后,温庆福从益阳调回到长沙工作。1983年,在湖南师范大学的食堂里,他碰到了张琼英的小女儿罗飞,两人寒暄了两句,温庆福脑海中瞬间闪过了“张老师被抓走时几个孩子恐惧的眼神”,他“心中被愧疚刺痛”,却没有“道歉”。

  书房一角的光线“耷拉”下来,老人的脸闪过片刻的严肃与不安。他摸出一根烟,点燃,说:“因为那时候的自己,没想过要道歉。”

  此后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中,温庆福不再去想那段“称不上是光彩事”的往事。他忙于工作,“文革”中的自己似乎被他从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,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说起过去,他也只字不提。

  如今,他已经过“耳顺”之年,他一直挂念的张琼英老师也已经快90岁,“如果还不道歉,那我们就都太老了,就真的来不及了。”

  没得到回应的“道歉”

  1966年,温庆福21岁。此时距《评新编历史剧<海瑞罢官>》在报纸上发表,只不过半年时间。

  彼时的温庆福,担任湖南益阳市三中共青团委书记,“年轻,政治热情高,工作敬业认真”。

  1966年6月,当时的益阳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出工作组来到益阳市三中,温庆福出身好,是工作组的头号依靠对象。

  后来,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,温庆福被工作组选定为主任。8月,《炮打司令部》的大字报传开,学生们向老师开炮,贴出了很多大字报。

  温庆福记得,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化学老师因承受不了屈辱,跑到资江跳河自杀,后被及时发现,幸免于难。

  在工作组的支持下,年轻的温庆福做出了此后一直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——他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谭观过的大字报。而谭正是温庆福在益阳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。

  “谭老先生学问渊博,待人谦和,一直是培养和关心我的恩师,而我忘恩负义,却是最先整他的人。”多年后,温庆福这么说。

  “为什么会那么做?”温庆福曾经很多次问自己,他自认为是理性且温和的人,“文革”中,他从没对人动过手,看到有学生对老师动粗,他会反感,不敢当面制止,他便“把头撇开,或者走开”。

  为什么还是会有那样一些“伤害人”的举动呢?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于“太年轻”,是不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?后来的答案,温庆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,“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误的,同时怕站错队,有压力。”

  这个事件同样给温庆福留下了“阴影”。1995年,他在省旅游局的办公室里,认认真真画了两只巨大的寿桃,后来,他又特意跑到益阳,放在了益阳市一中的传达室里,委托传达室的大爷一定要交给谭老师。

  谭老师却没再给他回应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觉得“稍微好过点”了,“只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。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,哪怕是默默地希望。我有愧恩师。”

  延续至今的愧疚感

  彼时,张琼英在益阳市三中教数学。

  温庆福回忆,张琼英原在长沙市一中教书,她和丈夫罗祥生均于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中山大学,都是中共地下党员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罗祥生当过汉寿县副县长,后在省教育厅工作。1957年,罗祥生被错误打成右派,后在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(函校)工作。“文革”中,罗祥生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,不久便含冤自杀了。

  “上面通知张琼英老师去收尸,还说罗先生是畏罪自杀。张老师回到学校强忍着痛苦,镇定自若,但我从她红肿的眼睛里可以看出,她不知独自流过多少眼泪。”温庆福说。

  温庆福跟张琼英平时就有来往,经常跑到她家里去逗她活泼可爱的小儿子罗大水玩。温庆福说,罗大水比自己小9岁,“喜欢笑,还老是出汗”。

  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,益阳市工宣队召开紧急会议,温庆福和几位年轻的、出身好的教师参加了。会议布置全市即将进行的“政治大扫除”,要抓一批人——而温庆福,被分配带人去抓张琼英。

  “大约是半夜一两点钟,我带人来到张老师家里敲门。她家灯已灭了。在密集的敲门声中,张老师10多岁的小女儿惺忪着眼把门打开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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